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杂货铺帮工,却拿着一张初中文凭傲战数学界2019-04-23 402

1910年,这是一个动乱的年代(1911辛亥革命),起义、罢工、是那个年代的主基调,虽然历史在朝着好的方向前进着,可是那时候的老百姓过得却非常地艰苦。11月12日,在江苏金坛的一个一贫如洗的杂货铺里,具体点来说,在一个箩筐中,一个男孩出生了。

可是这个男孩在小的时候却和其他同龄人有一些不一样,别误会,不是夸他,用现在三个字来形容的话,就是“熊孩子”。熊到一种什么地步呢,小学读完的时候,竟然没有拿到毕业证,只拿到一张修业证书。你可别觉得这个正常,在当时那种年代,个个都抢着读书,像他这种情况的确实非常少见,以至于老师和同学们都不拿正眼瞧他。

学习不好,但是却喜欢在一些奇怪的事情上动脑筋。10岁时候,为了探究庙会“活菩萨”真面目,他独自追踪七八里路,一直到山中庙里,看见“菩萨”卸了妆,才高兴地跑回家,喊着不要再给假菩萨磕头了,而此时妈妈和姐姐已经为他的失踪痛哭了一天。

小学毕业以后,他“厚着脸皮”上了初中,因为那个时候如果不上学,那就得给他父亲的杂货铺帮忙,他想着能混一天是一天。可是在初一那年以后,他的画风完全变了,他的父母,老师,同学都被他吓懵了,原因是初一时候教他数学的老师对他不好好学习非常生气,加上每次考试的时候,他的试卷写的都十分潦草,所以每次数学考试都故意不让他不及格,他也破罐子破摔,一点都不在意成绩。

在一次数学课上,他的老师出了这样一道题,“今有物不知其数,三三数之余二,五五数之余三,七七数之余二,问物几何?”。全班同学都还在思考的时候,他已经站起来回答道,“23”.整个班级一下子安静到可怕,同学们都瞪着眼睛看着他,因为大家都没有想到他这个学习差到极点的学生竟然能够回答出老师的问题。第一次,他受到了老师的表扬,就在这一天以后,他开启了”数学疯狂模式“,一发不可收拾的学起了数学。

初中毕业以后,家里实在没钱供他上高中,所以他只能辍学给父亲的杂货铺帮忙,可是他的帮忙让他的父亲无数次想要暴走,因为在杂货铺他天天捧着《大代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这些借来的书籍。有一次顾客来买棉线,问他多少钱一支,他头不抬手不停,
看着香烟盒上刚演算的结果脱口而出:“853729!”“多少钱?”“853729!”
顾客吓得直接跑了。

从那以后,他的事迹传遍了整个金坛,于是他多了一个外号“呆子”。可是“呆子”却不能“傻人有傻福”,19岁的时候,他遭遇了他人生最大的劫难,不幸感染上了伤寒,这场病差点就结束他的生命。虽然抗过来了,可是他的左腿却落下了一个终身残疾,每次走路都要左腿先画一个大圆圈,右腿才能迈上一小步。像在这个年纪遇到这种情况,沮丧,恐惧,躲避,应该是任何一个人都无法避免的,可是他却是一个例外,他对于这种奇特而费力的步履,竟幽默地戏称为“圆与切线的运动”。

对于残疾,他只说了这样一句话,“我要用健全的头脑,代替不健全的双腿”,而在那时候起,他终于下定决心,要将数学这条路走到底。经过几年的自学,他开始疯狂的在数学杂志上投稿,杂志社一般遇到这种人应该非常高兴才对,可是事实却恰恰相反,杂志社写信骂他,叫他有多远滚多远,原因是他每次写的数学证明都已经有人证明过了,杂志社怀疑他抄袭别人的文章,被人骂他却开心的不得了,因为这些证明都是他自己钻研出来的,并没有看过别人的解题方法。

于是他更疯了,1930年,他向《科学》杂志上投稿了一篇论文《苏家驹之代数的五次方程式解法不能成立的理由》,在论文他指出数学家苏家驹观点的错误,但是这一次他没有被骂,而是震惊了当时中国数学界的许多厉害人物,而这一篇文章也彻底改变了他的命运轨迹。

他的论文在清华大学数学系办公室里传阅,系主任熊庆来很纳闷,他询问着办公室的人“这个人是哪国的留学生?”没人能够回答。然后再问,“他是在哪个大学教书的?”大家仍是面面相觑。一打听才知道,他是一个只有初中学历的杂货铺帮工。熊庆来当机立断决定,这个年轻人要让他来清华学习。

于是,21岁的他,终于离开了杂货铺,开始了他真正的数学生涯。初到清华,由于学历太低,他只能暂时当助理员,当时是清华物理系的学生钱伟长(著名力学家),一直以为自己是清华最用功的学生了,早上6点就到校园露天长凳上读书,有一天他跟平时一样在长凳读书的时候,发现一个人从老远的地方一瘸一拐走来,而这个人就是他。

钱伟长一问才知道,他已经读完3个小时的书,正在校园里散步.他对钱伟长这样说道:“人家受的教育比我多,我必须用加倍的时间以补救我的缺失,所以人家每天8小时的工作,我要工作12小时以上才觉得安心”。因为许多外国的数学著作都看不懂,他甚至像疯子一样的自学起了英、法、德文、日文。

1933年,熊庆来决心破清华之先例,让他教微积分,这自然引发一番强烈的争议,最终,跛足外加只有初中学历的他,登上了清华的讲台,当时的他只有23岁。执教的两年里,他发表了15篇论文,大多数登在国外杂志上,当时中国近代数学才刚刚起步,在国外发表的论文凤毛麟角,而他一个人就发表了十几篇,其中一篇被世界上最重要的数学杂志德国《数学年鉴》收录,这时候的他在国内外已经享有不小的名气。

1935年,数学家诺伯特·维纳(Norbert Wiener)访问中国,维纳发现了他的数学潜质,向当时英国著名数学家哈代极力推荐,而清华也知道这个在六年几乎将图书馆所有数学书看完的他,需要一个更加宽阔的天空才能容纳他这一只已经展翅的雄鹰。

1935年,他踏出了走向世界数学非常重要的一步,前往剑桥大学访学。那时候的英国是世界数学的中心,而剑桥数学系主任哈代则是英国数学领袖,哈代请人转告了他,如果他愿意,可以在两年之内获得博士学位,按惯例拿到剑桥的博士需要三四年甚至更长。

这种情况下,应该是欣喜若狂的说愿意,可是这个只有初中文凭的人,竟然谢绝泰斗级人物的好意,还说道:“我只有两年的研究时间,自然要多学点东西,多写些有意思的文章,念博士不免有些繁文缛节,太浪费时间了。我来剑桥是为了求学问,不是为了学位。”

在剑桥的两年时间他就“华林问题”“他利问题”“奇数的哥德巴赫问题”写了18篇论文,先后发表在英、苏、印度、法、德等国的杂志上,按其成就,每一篇论文都超过了博士学位的要求,但在剑桥的时候他从未正式申请过学位,他拥有的最高一张文凭,就是初中毕业文凭。而他提出的定理,竟然改进了哈代的结论,哈代兴奋地说道:“太好了,我的著作把它写成是无法改进的,这回我的著作非改不可了!”那时候他被认为是“剑桥的光荣”,而《论高斯的完整三角和估计问题》这篇有名的论文,这也让他的名字响彻了全世界,华罗庚,

一个最高文凭只有初中的人,凭借着自己的勤奋,一步一步走向了数学界之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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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说他的的名字是这样得来的,在他们当地有传统,把孩子放进箩筐可以生根,容易养活,于是他的父亲给他取名“箩根”,“根”与“庚”同音,那年又是庚戌年,于是就起名“华罗庚”。)

1937年,他原本计划去苏联继续访问,可是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全面侵华战争的开始,也是中华民族进行全面抗战的起点,又称卢沟桥事变)的爆发。别人在那个时候都想着怎么离开动荡危险的中国,而他却毅然决然的选择在那个时候回国。

他回国随清华大学搬迁至昆明,被清华、北大、南开三校组成的西南联大正式聘为教授,从助教直接升为教授,不仅破了清华的例,也破了全国教育界的例,但以他当时在国际数学界的地位,让他当讲师甚至副教授都实在说不过去了。

有一段时间,日本的敌机几乎天天轰炸昆明,在这种情况下,他们一群人躲在防空洞里,听着炸弹爆炸的“音乐声”,一边讨论着数学。

有一天,有一枚炸弹正好在他所在的防空洞附近爆炸,他被掀起的黄土差点活埋,等到他被挖出来的时候,身上长衫的下半截都不见了,眼镜也不知道丢到哪里去了,咳出来的痰里都带着血,而且那时候经常断粮,可是就在那种环境下,华罗庚写出了第一部著作《堆垒素数论》,这部研究整数性质的巨著成为20世纪经典数论著作之一。
1946年,他应邀先后到苏联和美国去讲学,那时候美国许诺他房子,车子,终身教授,
这些无数人梦寐以求的东西,条件只有一个,就是留在美国研究数学。

1950年,祖国解放的消息传到美国,华罗庚毅然决然放弃优厚的条件,举家回国!在香港,他发表了著名的《致中国全体留美学生的公开信》,“朋友们!“梁园虽好,非久居之乡”,归去来兮!……总之,为了抉择真理,我们应当回去;为了国家民族,我们应当回去;为了为人民服务,我们也应当回去;就是为了个人出路,也应当早日回去,建立我们工作的基础,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建设和发展而奋斗!”

而这封信也激励了无数国内外学子,而他的数学生涯也就此开始转折。

美国数学家贝特曼曾评述道:“华罗庚借以成名的绝大多数研究是他在1950年回到中国之前做的,人们可能会设想,如果他留在西方,将可能完成更多的个人研究计划。”而一位美国记者写道:“留在美国他本来会对数学做出更多贡献,但很难想象,如果他不曾回国,中国的数学会是什么样。”

归国后,他先在清华大学任教,后来又在新成立的中国科技大学长期担任数学系主任、副校长等职务。那时候的华罗庚不知道为中国培养了多少优秀的数学人才,曾有一个叫陈景润的青年给华罗庚写信,提出他的堆垒素数论中第五章的方法可以用来改进第四章的某些结果,

华罗庚大为赞赏,花了很大的努力把他调到北京来工作。许多年以后,陈景润感激地说:“我是华先生第一个,也是最后一个‘走后门’调来的年轻人!”

那时候中国数学在他的带领下,以轻快而又有力的步伐往前发展着,无数人对他,对中国数学抱着巨大希望。可是,那时候他人生的又一大劫难来了,文革,这两个字的重量差点压的他绝望,在“大跃进”之年的“拔白旗”运动中,华罗庚被当作最大的“白旗”进行了公开批判。童年与抗战时期的“劫”,条件虽苦,可是还能念书和做研究,而文革的这场劫,他图书馆不能进,也不能看任何数学文献,而这场劫难对他持续了整整十几年。

被逼无奈,他放弃研究纯粹数学领域,从而转向应用数学,在1960年初他开始走向在全国范围内了推广“双法”(统筹法和优选法)之路,虽然这个转向在当时是被形势所逼,可是在他走上这条路以后,他还是像以前学数学一样,义无反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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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罗庚与陈景润

20年的时间,他的足迹遍布全国27个省、市、自治区的上百个市县和上千个工矿、农村,总计行程20万公里,向数以百万计的人普及数学,他还曾创下一堂课吸引10万人的空前记录。这样的科学长征在世界科学史上也是十分罕见的,数学家劳埃尔•熊飞尔德曾说:“华罗庚教授研究和著作范围之广,使他堪称为世界上名列前茅的数学家之一,而受他直接影响的人也许比历史上任何数学家直接影响的人都多。”

在1978年举行的全国科学大会上,他领导的推广“双法”工作被评为“全国重大科技成果奖”,他被任命为中科院副院长并于翌年入党。

文革终于结束,在文革开始以后华罗庚没有在国际上发表任何论文,也再没有在国际场合上演讲,世界的目光已经等了太久。

1979年10月8日,华罗庚应国外数学界邀请访问,在英国伯明翰大学演讲,他的演讲题目是《为百万人的数学》。演讲结束以后,一个美国女学者曾问他有没有对当初回国感到后悔,他回答道:“不!我一点也不后悔,我回国,是要用自己的力量,为祖国做些事情,并不是为了舒服,活着不是为了个人,而是为了祖国。”

这次的访问他跑了四个国家,好几十个城市,有一位美国学者在荷兰听了他的报告,写信给他说:“您在安呐本的演讲,是真正令人赞叹不已的,您向大家证明了,好的学者即使在最恶劣的逆境中,仍然可以做出出色的成绩,您是我们这些生活在安逸和稳定环境中的人们,只能感到羞愧”。

1984年4月,他在华盛顿出席了美国科学院授予他外籍院士的仪式,成为第一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1985年6月3日,应日本亚洲学会的邀请,前往日本访问,而这次访问也成为他的绝唱。6月12日4时,他开始访问日本中的唯一一次做报告,这次报告长达65分钟,他没有坐在轮椅上而是坚持站着讲,他讲得满头大汗,先脱掉了西装又解掉了领带,报告结束以后,他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坐了下来。

日本数学家白鸟富美子女士捧着一束鲜花向讲台走去,可是他却从椅子上滑了下来。在场的中国教授和日本医生惊叫着去扶他,突发心肌梗塞,他被紧急送往东京大学医院,晚上10点零9分,东京大学医院宣布华罗庚的心脏完全停止了跳动。

他曾说:“最大的希望就是工作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而他也实践了自己当初在书中写下的诺言,“慷慨掷此身"。

1986年,为了纪念华罗庚,中国少年报社(现为中国少年儿童新闻出版社)、中国优选法、统筹法与经济数学研究会、中央电视台青少中心等单位联合发起主办,”华罗庚金杯少年数学邀请赛“。而比赛的宗旨是,教育广大青少年从小学习和弘扬华罗庚教授的爱国主义思想、刻苦学习的品质、热爱科学的精神;激发广大中小学生对学习数学的兴趣、开发智力、普及数学科学。

他有一句口头禅,”我有一笔账,天下人都不会算”。是的,这笔心中的账,唯有华罗庚算得精准、实在,亦如他的人生,他的一生为我们留下了200余篇学术论文,10部专著,其中8部为国外翻译出版,有些已列入本世纪数学经典著作之列,他还写了10余部科普作品。

“先生起江南,读书清华。浮四海,从哈代,访俄师,游美国。创新求变,会意相得。堆垒素数,复变多元。雅篇艳什,迭互秀出。匹夫挽狂澜于即倒,成一家之言,卓尔出群,斯何人也,其先生乎”,菲尔茲奖获得者丘成桐如上说道。

芝加哥科学技术博物馆曾列出了88位古今数学伟人,而华罗庚的名字就位列其中,美国著名数学史家贝特曼这样说道:“华罗庚是中国的爱因斯坦”。他自己曾经写过这样一首诗,“埋头苦干是第一,发白才知智叟呆。勤能补拙是良训,一分辛苦一分才”。

本文转载自微信公众号“数学竞赛的那些事儿”,转载请获原作者授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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